沌口街道周公社区开展国家安全法知识讲座及便民理发公益活动

由于广东位于笔者正在构思的文化地理学意义上的钱塘江以南中国范围内，本文将把广东模式置于此一框架中进行考察。

正如莱布尼兹这位历史上少见的通才所说，所有的我们的观念（概念）都是由非常小数目的简单观念复合而成，它们形成了人类思维的字母，中国文化中悳丢失了、整容了、道被害了，这些基本的哲学概念的失落，意谓着中国语言（古代汉语）有机性的损失、生成性的丧失，中国人思维能力的偏失、精神生活的殒落，以至于赢得了黑格尔干净利落却毫不留情的评价：凡是属于‘精神的一切——在实际上和理论上，绝对没有束缚的伦常、道德、情绪、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一概都离中国人很远。其有言曰：克己复礼为仁。

再比如五行中的君子和孔子的君子显然不是一个概念，孔子把内生的、独立性的士君子改造为外部的、依附性的仕君子，结果必定逐渐沦为伪君子。他们像流行歌手一样，依恋声名，迎合粉丝，揣着糊涂装明白，爱掌声胜于爱真理，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心智自由。浊流滔滔，虽有健者，莫之能御，做官以张其威，发财以逞其欲。佛学传入中国，主要就是以宗教的境界填补了孔子所漏下的死亡之问与心灵之阙。著名美国历史学家克兰·布林顿认为，科学便是诞生于这两个世界的张力之中，在突破近代领土族类或民族国家之樊篱的人类努力中，科学在甚多方面且属最成功的一种，其成功盖有过于商业，有过于宗教……除了在理想与现实相持、此世与彼世相持的紧张的西方气氛中，科学殆难以发达。

思不清不[长]，思不长不形，不形不安，不安不乐，不乐亡悳。虽然宋明儒者如张载提出德性之知、 陆九渊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王阳明则提出致良知，但这些与悳十分接近的概念，只是在儒学的框架之内匍匐，而没法生成挺拔拔的独立气象和绵延细密的逻辑脉络。直到明末，文艺复兴兼启蒙运动式的思想家、以异端自居的李贽才开启了批孔的先河，喊出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李贽，《藏书》卷首），猛烈地抨击一切假道学、伪君子，《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焚书·童心说》），儒者之学全无头脑、鄙儒无识，俗儒无实，迂儒未死而臭，名儒死节殉名（《续焚书·与焦漪园太史》），以道学名义整人、今之从政者，只是一个无耻（李贽，《四书评》），并入木三分地批斥孟子舛谬不通甚矣不深考其所自而轻于立言好入人罪，一针见血地指出汉代群儒之首的董仲舒不过是章句之儒、董氏特腐耳（《焚书·贾谊》），更是猛烈地批评理学的创立者程颐、朱熹，指出理学流无穷之毒害，是害人误国的伪学（《藏书·赵汝愚》）。

哲人则依恋being（存在，是），因而他的快乐是真实的。当然，我们不妨通过观看日本人来体会一下克己复礼的严格形式，万世一系的天皇体制（政道稳定、连续）塑造出了日本人稳定的集团型心理结构和令人叹为观止的秩序精神，但人不可能无欲无求，所以有压抑的日本人之说。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当然，人们也从中习得了以这种思维和眼光看待人，其极端形式便是主义化和标签化（Labelized）。

如果我们遵循苏格拉底的思路，把杜甫的伤感之词改为飘飘我所是，天地一沙鸥，那是不是就是另一番境界、另一种活法了呢？[38]实际上，所谓的中西文化之别，根本上是主体的体现方式的差异，也即关于自我（self）的观念的不同。[53]那么，移民海外或身在海外的华人很可能会成为首当其冲的对象，其在目前方兴未艾的将中国人赶出XXX运动中似乎已见端倪，再加上目前国内运动式打‘三非，则有可能刺激人家间歇性赶‘蝗虫，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赶还打。

中国古时的尚贤，亦应是渊源于此，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悳）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墨子·尚贤》）。无不颠倒[35]，这才算是真正跳出了儒教的框囿。如果剔掉神学背景，nous退回到自然状态，达成公意之约（social contract），这就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这需要更新我们的语言和思维，需要一套相对完整而系统（至少是有效力的）的面向生死善恶的观念、辨识真假美丑的知识和技术。

当然，谁也不会认为自由不需要限制，任何人都同意，自由要因公共秩序和安全的共同利益而受到限制，自由受自由本身的必要条件的控制，否则，自由就会吃掉自己的孩子，比如，平等不仅不是与自由对立的，而是像阴和阳一样是对偶的。自柏拉图之后，nous和Logos/logos（道/名）就分裂为西方哲学中的欧陆传统的Intellectualism-rationalism（理知-理据主义）和英美传统的empiricism-rationalism（经验-证据主义）[21]，前者可称为Nous-logos（名）-ism，后者Logos（道）-logos（名）-ism。人与人之间深刻的情感联系，则需要以人为轴心、以自组织为原则的社群、社区以及社会的发育和发展，这当然需要政治上的开明和开放。[10]在这一体系中，但凡才智不凡者出人头地的套路是，科举考试做大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或上山造反变个天），前者竞争激烈，后者风险极大，但都是小概率事件，长时段之内的大多数稍有才智者会认怂，选择走一条考官不成便为吏胥的吏化之路，这可以说是一个更为奴化和流氓化的阶层，在历史上没落下什么好名声，官冗于上，吏肆于下（《元史·卷八十五·百官一》），任尔官清似水，无奈吏胥如油（《清史稿·卷一百二十·食货志一》），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

所有的伪君子，都将他们所是的样子掩饰起来，显示出他们所不是的样子。鲁迅先生说的救救孩子，其实是和立人是一致的，如果不立人，不知人，则何以为救？另一位杰出的盲人周云蓬先生则直接说，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正如阿兰·布鲁姆所言，哲学是一种稀有植物，一种只有在西方才茂盛的植物。不过，这也是一个说脏话没用的时代，一个没人再用不要脸来骂人（这曾经貌似是骂人的大杀器，但如今就显得太奥特曼了，太不给力了）甚至用来夸人（指某人深得人至贱则无敌之精髓，厚黑有术、成功有道嘛，啧啧，咱真的做不来，不服不行，对吧）的时代，有枪便是王，有奶便是娘，无耻感，无荣誉，有的人宁愿在吃乳中死亡，也不愿在耻辱中爆发，宁愿争做他国的移民也不愿成为祖国的公民，不管是中指还是小指要是想起作用，除非每一个人（至少是多数人）的心灵中天赋的异禀、野蛮的骄傲之醒觉，像真正的人一样活着（living）之勇气的归来。

Epithumia（嗜欲）和nous（理性）很容易区分为心灵中各自独立的部分。在这套周孔主义体系中，人既然被镂空了，人既然被失踪了，则不可能内生出活脱脱的生命意识和自由精神，也不可能内生出挺拔拔的人权思想和独立品格。朋友欺诈朋友，假如欺诈不能达到目的，或者为对方发现，双方都不以为怪，都不觉得可耻。（《尚书·酒诰》），福泽谕吉亦指出过，儒教与周代的社会结构非常相符。但是，这种最佳的生活方式竟然在一个人身上实现了，他就是苏格拉底。既可成为nous（理性）的盟友，又对哲学造成威胁。

我们需要创造一种既热爱自由又欢迎知识的新政治，或称之为现代政治，但显然，这种转换，就像西方社会启蒙运动以来的曲折历程一样，必是一个极为艰难的过程，个人尊严与美好生活都是需要靠铢积寸累并付出代价才争取来的。例如，聖是王（悳，nous）上口+耳，可见听和说（即语言和交流）对于王成聖是多么重要，这有没有点nous + logos的意思呢？当然，这还需要相当深入研究和严格论证，我们必须就此打住。

子曰：‘爱人（《论语·子路》）、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16. 刘小枫选编：《〈Politeia〉要义》，华夏出版社，2006年7月，P6、717. 此段部分内容，整合自：米歇尔·福柯：《主体解释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9月，P28445832418. Nous的解释，引自wikipedia 之nous词条。

启蒙运动以来，人们常言及的理性和非理性，不过是心灵的三分法转化为了人性的二分法，理性即是指向nous，非理性则包括Epithumia（嗜欲）和Thymos（血气）。僭主的快乐不真实，因为他们与becoming（流变，势）[27]相连，而流变自身在某种程度上不真实。

在此，我们还有必要再复述一下很多人已经知道的西方一个著名的典故：有一个牧师，正苦思冥想第二天的布道的内容，5岁的小儿子在旁边却不断捣乱。因而，这就把政治导向了政治心理学，psychology（心理学）就是psyche和logos（-logy）两个词的合成。当然，我们无法从法律上界定尽责的个体由哪些品质构成或有哪些责任承担，这就像不能指望由法治来扶起跌倒的老太太一样，而只能通过非法律的手段，即通过一种人的教育、品味的熏陶、道德的感召才能培养出尽职尽责的个体。历史上，儒家中的投降家是最多的，因为任何一家都没有他们那一套自我开脱（自我合理化）、左右逢源的说辞。

东晋时期，中国人出现了第二次精神危机，这即是由于孔学之缺漏和道家之不逮所致。我们通过摘录的《五行》十条，或许能够加深对悳与含义的理解，并了解其在先民的认知和生活实践中的重要地位，不仅如此，在郭店竹简另一篇著作《性自命出》中，悳则被看作是知识的来源，教，所以生悳于中者也（郭店竹简，《性自命出》），这和nous在古希腊和中世纪哲学中的理知主义的地位几乎如出一辙。

哲人只不过被误解了，民众则被误导了。总之，僭主是最不自足的人，完全依赖外在的事物，因而充满焦虑。

这样的人格结构，结果只会是，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平居无事，只解打恭作揖（李贽，《因记往事》），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李贽，《续焚书·三教归儒说》），等等，诸如此类的普遍虚伪和道貌岸然。与这种哲学上的理论人（theoretical an）相对照，热爱特殊事物的讲求实际的人（practical man），错把一个事物所似（like）的东西当成了所是（be）的东西，就这样，后者虚度了自己的生活，从未抓住过实在。

有人会辩解说，孔子不是官迷，当官是为了施展政治抱负、推广自己的思想。曹操、曾国藩都是有智慧的人，知道自己只是火鸡而不是鸵鸟，所以不称帝。如果你提不起他的兴趣，那是你的错。不过，期望一个框架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托克维尔所提醒的，对完美的幸福和绝对的真理的追求是幼稚的，是一种虚弱的、不够男子气概的情感。

不言死亡，季路问事鬼神。黑格尔评价孔子学说是一种常识道德，任何一个民族都能找到这种常识道德，甚至还要更好，也仅仅讲到决定的义务，而不探索关于他们的一种内在的基础……他（孔子）的思想中含有一种反复申说、一种反省和迂回性，使得它不能出于平凡之上。

一个自由而平等的社会的哲学基础是，人以自我为目的趋向完备与幸福，那么就必然需要他人，正如伽达默尔所说的他人是一条路，一条通向自我理解的路，又如帕斯卡尔所说的一切是一，每一个都在另一个之中[44]，再如爱因斯坦所说的自由是整体性质。与其说中国人最缺信仰，倒不如说中国人最缺自尊。

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越来越被文化化（Culturalized）乃至体制化（Institutionalized）[5]了，这两个词和我们常说的社会化（Socialized）意思差不多。人可是只有一辈子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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